容嶼的瞳仁不易察覺地一縮，定定望著她，面無表情。

那是三年前，容嶼作為青年粒子物理學家接受某大牌雜志采訪。那記者態度輕佻，訪問內容拉拉雜雜毫不專業。

最后一個問題竟然是“請問你們每天花這麼多錢、做這麼多實驗，研究各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粒子如何運動，對我們的日常生活，到底有什麼用呢？”

容嶼那時耐心徹底告罄，冷冷答了兩個字：“沒用。”

后來記者的借題發揮、社會上的口誅筆伐、所里的批評教育，他都不想再回憶。

只是從那以后，他對這些媒體人便唯恐避之不及。

別人只道他是厭倦了輿論的歪曲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當他立志奉獻一生的事業被人質疑價值時，那種挫敗和無力感多麼可怕。

然而此刻，他凝視著這個年輕女記者黑亮的眼睛。她眼神坦率、自信，又帶幾分溫柔的狡黠，讓他竟一時挪不開視線。

直到攝制助理在一邊偷笑一聲，容嶼才反應過來，漲紅了臉慌張地轉身走出去。

李卓曦警告地瞥助理一眼，垂眸抿一抿嘴。

拍攝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起來，項目組的科研人員慢慢習慣了在鏡頭的注視下開組會、吃盒飯、做實驗、為某個技術方案爭吵，或為取得階段性成果而歡呼雀躍。